分子战争:实验室里的新冠之战

2月中旬,一个冰冷阴沉的周日,西湖大学的蛋白质组学专家郭天南正在实验室等待一批特殊样本。样本来自几十位新冠肺炎病人,过去半个多月他做任何事情都忍不住想着它们。这位39岁的科学家后来说,自己的科研生涯从没经历过像那段时间一样焦灼等待的日子——郭天南是湖北人,在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读过7年临床医学,早在大部分公众意识到以前。

人脸识别第一案

记得去年4月办理年卡时,我就提出过异议,但因为周末年卡中心排队的人很多,孩子在哭闹,老婆催促着,我被迫同意指纹录入。原本我们想买单次门票,售票员看我们是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,建议办理双人年卡费用1360元,一年内无限次使用。我在售票窗口交费后,工作人员随即开具了相应的发票,其实我和野生动物世界之间的合同已经达成。

困于人脸识别

今年3月,劳东燕发现,小区每单元的电梯里都贴上了通知,要求业主下载一个APP,录入人脸信息,用于门禁升级。劳东燕是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,从去年起,她发现人脸识别被运用在越来越多的场景——分类安检的地铁口,AI换脸的手机游戏,就连法学院的自动咖啡机也有了人脸支付这一选项。看到通知的那一刻,她意识到这项技术试图渗入生活的每一个缝隙。

腾讯总办里的局外人

在腾讯最高决策机构——16人构成的总办里,杨国安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他很少发言,人们有时会忘记他也在场。六万多名员工常常困惑,杨国安究竟是谁?在腾讯,这六万多人每隔一年,每个人都会接受360度的考察。他们也会表达对公司的情绪,这些满意或者不满抽象成上百万个数据,最终流入腾讯滨海大厦40层的一间办公室。杨国安就坐在那里。

孙大师的安逸生活

“李伯清,你认得到不?”大师问。我摇头。“巴蜀笑星,讲评书的,散打评书。用我们的方言讲,叫‘摆龙门阵’。他这里面有很多道理,做人的道理,养生的道理。”大师说。大师留着寸头,戴眼镜。说话不紧不慢,抑扬顿挫,像讲评书。一米七七的个头,八十公斤,对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来说,身材算是保持得不错。认识他的人都说他长得不像四十岁。

一份忧伤的大厂生存百科

偶尔有打扮很入时的人出现,会引来所有人的目光。一位每天穿运动装的程序员某天被迫穿了女朋友买的驼色大衣,就被同事索要了购物链接;还有一位男士,每次买衣服都要到十几公里外的侨福芳草地,他坚持穿西装上班,成为那道闪亮的风景。对于一些同事来说,好衣服的标准只是当天衣服的颜色,“如果都是很亮的颜色,他们就会夸炫酷”。

互联网大厂的厕所难题

在拼多多,去哪儿上厕所是一道多项选择题。刘潇然是写了三年代码的老手,他清楚地知道最优解和最理想解的差别。去公司内部的厕所,是最理想的解,但每层楼上千人,坑位只有8个,“每次去都要排二十分钟”。当然,也可以多走几步路,去蹭大楼里其他公司的厕所,但万一被发现,多少有些尴尬。第三个办法,是去大楼地下的金虹桥商场去上厕所。

注定冷的板凳

做实验的科学工作者把科学仪器称作“吃饭的家伙”“研究的拐杖”。它娇贵,北京16号线地铁修建时,特意绕开北大精密仪器楼。它能干,追求极致的性能。拿一张沾着有机溶剂的试纸擦一下苹果表面,能准确地测出是否有农药残留,像在一麻袋红豆中,一眼找到一颗绿豆。全国最大的蔬菜种植基地山东寿光,借助质谱仪,20秒就能一次性筛查200多种农药。

生产iPhone 12的00后

他们不愿长久地留在流水线。他们自嘲为“提桶者”,人生就装在一个桶里,为便于迁徙,桶里有维持生活最低限度的衣物和生活用品,工资到手,或一旦觉得太累太苦,可能就会提桶跑路。从一个厂区提桶跑路,迁徙到另一个厂区,又或者,旺季而来,淡季而去。他们的目的,是挣到足够的钱,以后再也不用来这个地方。但每年9月的旺季一到,他们还是会重新回来。

抖音内幕:时间熔炉的诞生

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极少表扬他的团队,哪怕是缔造6亿日活的抖音。一位相关人士说,他听过最振奋人心的评论是,抖音团队“还不错”。张一鸣之前不玩游戏,但当公司对游戏业务饥渴时,他马上做出一个决定:每个星期五,逼迫自己打两小时游戏,并把时间精确到晚餐后八点至十点。旁观者惊讶地发现,在小范围会议上,他对游戏党的各种专有名词如数家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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