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用3265天等来了一场死亡宣判

唐运章有一张疲惫又心事重重的脸。整个冬天,他都裹着同一件黑色羽绒服。他兜里有两个手机,一个用来处理工作,另一个存着医院和家人的号码,被他称为“那个手机”。9年来,只要“那个手机”一响,恐惧便像潮水一样淹没他,他会控制不住地发抖。1月8日中午12点26分,“那个手机”响了。来电显示是ICU,接起来是个急促的女声,“孩子病危了。”

东北有个迟子建

这位54岁的女作家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:那个非洲猪瘟控制住了没,今年哈尔滨怎么不冷呢,以至包括一个学物理的记者可能是什么样子。真的见了面,迟子建有东北女人天然的爽利亲切,叫上几个她认为最有特点的东北菜,招呼服务员上了两瓶啤酒,“你来哈尔滨,一定要尝尝这儿的啤酒。”菜陆陆续续上桌,每一道她都能说出门道。

一个诗人和他的留守儿童足球队

“那个死胖子又来了。”5个月前,贵州毕节大方县中小学生足球赛,元宝小学支教老师徐召伟带着他的足球队下山。他们在上一届取得了冠军,闯出了名堂。其他球队的孩子都认得他们,尤其是那个“死胖子”教练。徐召伟听见,哈哈大笑。像电影《摔跤吧,爸爸》里两个摔跤的印度女孩那样,足球和冠军,让这些女孩想去更远的地方。

一个正局级科幻作家的忧心忡忡

韩松先生身上有许多反差。他是个羞怯的人,上台发言,眼神和声音都放得很低,整个人缩着,佝着背,语句轻而简短。但他的小说风格大胆、阴郁诡谲,读者也因此分野,有人极喜欢,有人则强烈不适。科幻作家之外,韩松的另一个身份是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副主任,一位正局级干部。每天早上四点,科幻作家醒来,开始写小说。

我眼中的ofo和戴威

我问他,关于个人的形象包装这一块,有没有比较喜欢的风格,我给他举了几个例子:张瑞敏,老一代的企业家,爱读书;雷军,比较幽默,比较江湖。他很喜欢雷军,又觉得自己的形象跟雷军差距比较大。最后,他说自己欣赏梁建章。我能够理解,梁既是企业家,也是人口学家。戴威还跟我说,如果他今后有机会读博士,想研究行为经济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