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支疫苗里的合作“基因”

与北京东五环相邻的生物制品研究所,如今是一座掩映在爬山虎里的文化创意产业园。一栋巨大白色厂房久已停用,以至于人们会有意无意避开这栋荒凉的大楼。直到今年9月,大楼前迎来了一群拥抱、握手、合影的中老年人。他们有着不同肤色,聊天时中英夹杂。30年前,这群人见证了大楼诞生。它是中美一项合作的产物,中国第一支重组酵母乙肝疫苗诞生地。

一个都不能少

看起来,田畈街中学和很多乡镇中学没什么两样。还算宽敞的校园里有初中部和高中部两座教学楼,塑胶操场、篮球场、食堂、宿舍一应俱全。一周前的15时30分,距下午第二节课下课还有10分钟,两名青年一前一后走到学校门前,推开小铁门,闯了进去。值班的门卫回忆:“没办法,我一个人拦不住,他有铁棍。他们进来以后,我马上把门关死,给校领导打电话。”

双输的爱

怀孕4个月时,杨美芹还在走钢丝。这是她家最大的收入来源。当时她已经是3个女儿的母亲。丈夫智力低下,平时只能偶尔和婆婆一起去建筑工地做点小工,工钱甚至不够给孩子买零食。那次,杨美芹怀的还是个女儿。得知这一结果后,她去医院想把孩子流掉,但医生告诉她胎盘位置异常,不能流产,孩子才得以保留。孩子后来带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出生。

爸爸不上班

在北京市顺义区,罗世伟绝对是家长中的异类。这里以出产专注带孩子的“顺义妈妈”出名。儿子上学这几年,他在家长里从未见过同类。他猜测那些爸爸“都忙着赚大钱去了”。中国家庭的一个传统是“男主外、女主内”:一天开启之时,父亲们推开家门走向工作和社交,正如雄性离开山洞寻找食物和伙伴。但这不是罗世伟的早晨——他的角色是全职爸爸。

住在地铁最后一站的年轻人

前任租户临走时叮嘱赵倩,“早晨上地铁一定要坐到座位,不然路上会很惨”。在天宫院,这是一种共识。“如果你在天宫院站没有坐上座,那基本不会再有座了。每一个抢着要坐下的,至少有1个小时路程。”在附近住过一年半的周迪说。她到现在都记得,早晨看到“固安专线”公交车进站时,自己的第一反应就是——“跑!”不跑就没有座位了。地铁站口总有人小声地拉客。

一张椅子改变村庄

椅子没什么特别的。灰突突的底座由水泥和石头砌成,人体接触的部分是竹片和木板,它们钉在基座上。葛家村的人们,用了两三天就把椅子砌好了。花了多少钱,很多人都不记得了——除了那点水泥,石头是村口河里捡的,毛竹是后山上砍的,这些在葛家村都太普通了,没有人稀罕。但在这个相传已有千余年历史的村庄,它是第一件被外人称为艺术品的公共设施。

一个母亲的零和全部

母亲心灵手巧,颇得舅父的疼爱。舅父常常给她讲一些医学知识。每次舅父在家给人看病,母亲都细心观察。我小时常听母亲讲什么“十八反”,即哪些中药不能同时用,吃了要死人的。我们小时候偶尔生点小毛病,母亲弄些中药吃就好了。常见邻居女人抱孩子找母亲看病,母亲把自己配的药给他们吃,从未收过钱。母亲认得许多中药,能把一大包草药叫出各种名字。

著名蒙冤者的人生重启

刘忠林又一次走进了法庭。作为已知“被关押时间最长的蒙冤者”,他曾发誓这辈子不会再打官司,不会再到这种地方。从22岁到49岁,他一直陷在“别人”的案件里:1990年,吉林省的一个村庄挖出一具女尸,他成了被告,被一步步推向了审判席和牢房,直到2018年法院改判他无罪。但这一次,著名冤案的当事人成了一起离婚诉讼的原告。

中国跳得最快的孩子

在不需要跳绳的日子,他们会清晨跟父母到大棚,一直劳作到傍晚。同样在花棚工作,有不少湖南人种植绿萝,同时有不少贵州人负责插花——把绿萝的秧苗剪断,然后栽到花盆里。因此,湖南孩子擅长给绿箩剪苗,知道“110”和“180”型号花盆的区别;贵州孩子会坐在闷热的大棚里插花,“坐到屁股痛”。在大棚里,他们偶尔会遇见队友,那很可能是另一个世界冠军。

逃离

半世纪以来,沙漠的扩张让人感到可怕。流沙以每年近4米的速度向绿洲逼近,地下水位越来越低。民勤全县陷入开荒-弃耕的恶性循环。恶劣的自然环境将复成沟村民逼上逃离之路。然而,67年里,魏光才和儿子两辈人尝试过6次逃离,都失败了。如今,他们成为复成沟最后一户人家。有人将老魏比喻成古希腊神话中的“西西弗斯”,也有人称他为“沙漠钉子户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