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客厅只有床:当代年轻人过的是什么日子?

星期五晚上八点到家之后,薛兆年就没再出门。接下来的那两天,她几乎都在床上度过。那是一张普通的双人床,床头是铁架子,摞上几个枕头和靠枕,醒着的时候,薛兆年就靠在上面,看了几部电影,又读了一阵小说。姿势变来变去,最后还是躺平了。房间只有11平方米,除了床,还有一张书桌、一把椅子和一个衣柜。这套房子原本是两室一厅。

王珮瑜:最帅的女演员

“帅”字在她的自传里出现很多次。比如,“练功虽苦,但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帅很有范儿,每天都像电影里一样打扮,穿粗布汗衫、灯笼裤,扎绑带,踩圆口布鞋,还有终于可以‘削去头发’,把留了好多年的辫子剪掉梳短发,从郭富城头到张国荣头,流行什么剃什么,这也算是唱戏给我带来的大好处。”比如,“戴髯口,是我梦寐以求的的愿望,实在是太帅、太好看了。

老舅和他的《野狼disco》

“不论是时代、思潮,文本的力量,还是我们的语境,全部都在变化,是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诗歌在消亡,我所坚持音乐上的东西也一样。我说我被压扁了,我也是直视它,并不是回避。我可能会做一些抗争,具体怎么抗争,我不知道。但我拒绝不了的,终将拒绝不了。” 董宝石说自己被理想主义伤了心。他还说他是浪漫主义的,有骑士精神,“所以我不惧怕灰飞烟灭”。

交警谭乔:我们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,不是哪一个警察的尊严

我们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,而不是哪一个警察的尊严。有的时候我们警察在执法的过程当中,可能搞得有点混淆了,说你对我不尊敬了。他/她如果对法律不敬,你可以处理,他/她对你不尊敬,那是你们个人恩怨,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跟他较真。我们遇到的多了,我做节目时还有人拿着棍子要打我。只要他不说法律有问题,我觉得他跟我的个人恩怨我们好解决,是吧。

我是医生,我写网文“直播”手术

我是个大夫,业余爱好写网文。在网文圈里我算大龄作者,70后,四十多岁了。2000年我从牡丹江医学院毕业后,就一直在大庆一家三甲医院里当大夫,到现在从医正好19年。学医是父母的期望,那个年代,医生的职业地位高。读大学时我就开始看网文,算是网络文学的第一批读者,见证了它的发展。最早互联网不太普及时,都是在租书店里租港台出版的小说。

乔杉:一个喜剧演员的诞生

那天,他的对面坐了个女孩,手里拿着一根煮苞米,边哭边吃,不停地哭。他不知道她遇到什么伤心事了,很可怜她。天黑了下来,长安街的街灯点亮了,他在国贸下车。下车后,他想,如果女孩晚上回去不小心看到《爱笑会议室》,如果她能笑一下,我干的事就是有意义的。他扪心自问,全世界那么多人,除了让大家快乐一点儿,作为一名演员,我还能做什么呢?

小镇、山林和街舞dancer们

从二十一世纪初到前几年正规的街舞教室兴起之前,百色的年轻人都在街头跳舞。在广场、公园、大楼下……零几年还是“杀马特”盛行的年代,满大街都是爆炸头,要追溯起来,现在的OG们十几年前也都是街头最杀马特的人群。后来,资历最老的OG们不跳了,更年轻的dancer们又陆续去外地发展,2012年到2015年之间,百色街头跳舞的人突然变得很少。

6年不租房,从住办公室到四海为家

2009年,我28岁,已在上海工作6年,是盛大网络一名游戏设计师。跟许多初出社会的年轻人一样,遭遇了一轮迷失自我的严重抑郁症。加上跟前任的分手,整个世界就崩了。我把所有的家当都扔了,离开了上海。对于买一个东西要想十个理由的我来说,这是一个重建三观的惨烈过程。那些东西拿在手上,没有温度,没有感觉。那是最本质的失去。

马梅梅的一堂音乐课

金色的阳光照在马路上,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黄土丘陵。马路就修在山梁上,人和车共用一条道。马梅梅紧靠着路边,背着玫粉色的书包,离那些车不过一步之遥。马梅梅今年12岁,扎着头发,两腮红通通的,眼睛像羊一样又黑又圆。衣服全是少女的颜色,藕粉色的格子衬衫罩着红色的T恤,一条黑色运动裤,一双粉色的帆布鞋。她是东乡族自治县龙泉学校初一的学生。

庞中华:我好快乐啊!好有创造力啊!

我在地质队的深山里,写了好多读书笔记。我从1962年9月1号突然醒悟,这一生怎么办,应该做事,做的事要记下来,从那天一直写到现在。写完字,大概十一二点,睡觉。现在看当时的字,自己都叹气,再也写不出那么小的字了。我那时心怎么那么静。写这种小字要屏气凝神。当时社会上各种运动,外面打得那么厉害,要不是深山里这么宁静,我都写不出来。